在兵馬俑的研究界，陳景元一直被視為異類，因為他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：兵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，而是他的先祖秦宣太后！

    該觀點與主流截然不同，1974年兵馬俑被發現后，一直被視為秦始皇的陪葬品看待。因此，多年來兵馬俑研究學界不但對他的觀點避而不談，就連他的名字也都被刻意回避。

    陳景元今年69歲，既不是考古學界的權威，也不是歷史學家，他只是一個建筑學方面的學者，退休之前在江蘇省國土局工作。“浩大的秦陵建設，都是建筑學上的事，地宮結構、施工方案、土方運輸以及陵墓建筑的布局、主軸線方向等，繞開建筑專業自搞一套，實際上都是不能成立的。”

    懷疑

    首先，兵馬俑的發現地點和秦始皇陵園的距離太遠，這是陳景元對此的最大疑點。

    公開的材料表明，秦始皇陵的面積是56.25平方公里，周圍包括兵馬俑在內的多處發現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。

    “秦始皇陵真的有那么大嗎？”陳景元懷疑。

 陳景元第一次接觸秦始皇陵是在1957年，他考入西安建筑工程學院建筑系。此前他一直生活在故鄉浙江，進入大學后開始廣泛接觸中國的古代史。“建筑和其他專業不一樣，必須要研究各種歷史建筑的風格”他說，“所以人文、歷史等很多方面的知識都要了解。”在報到后的第二天，他就獨自一人到臨潼東邊，考察荒蕪不堪的秦始皇陵。

    1961年3月，秦始皇陵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3個月之后，陳景元在老師的帶領下來到臨潼縣，和同學一起對臨潼縣進行城市規劃設計。秦始皇陵的保護是規劃的核心問題之一，對于秦始皇陵的規�？睖y則是計劃的第一步。

    雖然歷史沒有準確地記錄下皇陵的規模，但根據秦漢墓穴的時代特點、以及他和同學的勘測，以秦始皇陵為中心，特地劃出了30—40平方公里的保護圈，準備建設一個特別的森林公園。“當時為了保護文物，劃定的區域已經遠遠大于陵墓的面積了。”

    1974年傳出兵馬俑被發現的消息，但讓陳景元奇怪的是，出土的地方卻遠在當初他們劃定的這個區域之外。

    更奇怪的是，出土不久兵馬俑就被認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，陳景元非常懷疑，“我們當時特地多劃了很大的區域，就是為了保護文物，而且陪葬品放置那么遠是不符合常規的。”很多研究材料說，兵馬俑到秦始皇陵的直線距離是1.5公里。而這1.5公里還不是兩地的中心距離，他們的估算是按照兩地的邊緣距離，中心區域相距還要超過這個數字。

    陳景元依據自己的建筑學知識產生了懷疑，在家里，他向記者展示出當年劃出的測算圖紙，精確到每一米的距離。“如果按照他們的解釋，秦始皇陵有那么大的話，會把整個驪山也包括進去，這現實嗎？”

    其次，古代帝王的陵墓多是南北走向，兵馬俑的方位卻在秦始皇陵的東面。作為陪葬品，卻沒有坐落在陵墓的中軸線上，這有可能嗎？

    “而且秦始皇陵背靠驪山前有大河，在古代的建筑風水學說中是極佳的地方，難道古往今來只有秦始皇一人看中了這塊風水寶地嗎？憑什么出土不久就被認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呢？”

    求證

    然而僅靠自己的判斷還不能形成說服力，1976年陳景元跑到西安，現場看見的情況更讓他疑心重重。

    按照兵馬俑博物館的說法，該俑坑建于秦統一全國的十幾年后。但奇怪的是，坑里有很多不同輪距的車，這在當時是違法的行為。因為統一之前，秦國自己境內必須“車同軌”，否則無法在境內自由通行，統一六國后“車同軌”又在全國推行。秦始皇又怎么會允許自己陪葬品的車軌有寬有窄呢？

    而且秦始皇自統一中國后，就改正朔，易“服色”，規定衣服、旄旌、節旗“皆尚黑”的制度。幾乎所有的武士俑出土時卻從上到下都身穿大紅大綠的戰袍，紫藍色長褲，這與秦始皇“尚黑”的命令大相徑庭。

秦始皇時只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騎兵的記載，而兵馬俑坑內的軍陣則是以戰車為主的部隊，兵器上也有可疑之處。

    據資料顯示，1974年兵馬俑出土不久，考古專家很快就得出結論，“秦俑坑當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。”

    據《秦始皇陵東側第一號兵馬俑坑試掘簡報》記：“秦始皇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東墻1225米，和秦始皇陵內城的東北角成一直線”。加上出土的器物，陶俑“是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”。在此后的宣傳材料上，一致認為兵馬俑的主人就是秦始皇。

    為什么結論會下得如此之快呢？1974年3月之后，圍繞兵馬俑究竟發生了什么？

    1974年3月24日，臨潼縣東西楊村一群農民在附近打井，發現了兵馬俑。

    很快，縣文化館的工作人員趕到，他們初步斷定這可能是大型陶俑，不過距離秦始皇陵太遠，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，及其時代、作用，他們一時也難以判斷，當時也沒有立即上報。

    1974年5月，新華社記者藺安穩知道了情況�；鼐┖蟛痪镁蛯懥藘葏�，刊登在人民日報《情況匯編》第2396期，標題“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”，短短四、五百字將事情清楚地描述了一遍，至于出土的武士俑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，他在文章中并沒有明確說明，但這篇文章已經將兵馬俑和秦始皇陵緊密聯系在一起了。

 這個消息引起了毛澤東、周恩來以及當時國務院領導人的重視，要求國家文物局的負責人進行妥善保護。

    而當時國家文物局和陜西省文化館的負責人都不知道此事，很快就打電話詢問。

    據陳景元透露，當時臨潼縣文化館的工作人員感到壓力很大。文化館的同志講，出土陶俑的地方距離秦始皇陵很遠，當時對坑的大小、內涵、時代和性質等很多重要問題，他們都說不清楚。他們是反復商討并請示縣領導后才決定不上報，待進一步調查清楚后再向上級匯報。

    對于內參上的報道感興趣的還有江青，在批儒評法運動中，江青認為秦始皇是法家的典型代表，而新出土的兵馬俑則為批儒評法運動提供了最好的實物資料。

    她批評下面對于這一重要發現沒有及時上報，并指示考古工作者要保護好這些文物。

    很快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與陜西文物部門的專家一起來到臨潼，現場考察后疑問反而在更廣的人群中擴散：這附近沒有大型的墓葬，只有不遠處有座秦始皇陵。但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會放在如此遠的地方呢？專家對陶俑的時代、性質、屬主等問題仍不敢下肯定的結語。

    但在《試掘簡報》中，卻對兵馬俑的主人做出了判斷。

    陳景元了解這些背景后，更加堅信自己的懷疑：“當初對兵馬俑的屬性并沒有準確的學術判斷，完全是在政治壓力之下做的判斷，這難道不叫人起疑嗎？”

    挑戰

    陳景元不斷搜集相關的信息，寫出了“秦俑新探——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”，開始向社會科學院的學術刊物投稿，希望能夠引起學術界對該問題的討論。

為了文章的發表，陳景元四處奔走，四處碰壁，沒有學術雜志愿意和他一起冒這個險。

    《文匯報》的一位記者獲知此事，將該事件發表在內參刊物上。1983年1月，政治局委員、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知道后，批示此文章可以用“未定稿”的方式發表，但結果卻了無音訊。

    陳景元不服氣，通過知名學者于光遠，向胡喬木再次反映了情況。胡喬木再次批示，表示此文章可以公開發表。

    但很長時間過去了，社科院的刊物上始終沒有出現這篇文章。

    為了讓自己的觀點為世人所知，陳景元想出了暗渡陳倉的辦法，避開社科院，繞到自然科學院的刊物上發表。

    1984年第三期的《大自然探索》雜志全文刊登了陳景元的文章，除了質疑秦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，還根據自己的考證說出他眼中武士俑真正的主人——秦宣太后羋(音：米)氏。

    《西安府志》中對此記載，它說：“秦宣太后，葬芷陽驪山，去新豐縣十四里，則在臨潼界。”在《臨潼縣志》中也說：“秦宣太后陵……在新豐縣南”。地理位置和兵馬俑出土地點相近。

    據《史記·樗里子列傳》記載：“秦昭王，王母宣太后，楚女也。”可知羋氏是秦昭王的生母，而且她還是個“楚人”。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兵馬俑的發式和服裝和當時的少數民族相似。

    公元前306年，昭襄王年少即位，宣太后攝政。太后臨終之際，下令近臣為其殉葬，可昭襄王不愿意。當人殉的要求不能滿足的情況下，為了孝順自己的生身之母，便下令塑造真人大小的殉俑，布置一個輜重車隊，象征性地讓太后回歸自己的楚國故里。

    陳景元給出了自己的解釋。

 爭議

    該文章激起了軒然大波，國內外的研究者不斷詢問兵馬俑考古隊對此事的看法。而更為重要的是，對于秦俑主人有了全新的觀點，《中國考古未解之謎》一書中，作者公開將秦俑的屬主列入“未解之謎”。

    為了扭轉這種輿論壓力，一些兵馬俑研究學者在西安召開研討會，后來傳出消息，到會的專家學者都認為陳景元的觀點不正確。

    陳景元逐個給參加會議的學者打電話詢問，一一詢問是不是反對自己的觀點。而讓他吃驚的是，參加會議的一些學者和他有相同的疑問，原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林劍鳴告訴陳景元，他本人也對此存在疑惑，并在自己的學術文章“秦俑之謎”中支持陳景元的觀點。

    謝萬幸、楊飛、張萬鑫等學者，在各自的學術著作中，都表達了與主流不一致的觀點。

    但很快，這些質疑的聲音都被淹沒在當時的輿論浪潮中，1984年12月11日的《陜西日報》刊登文章：“秦兵馬俑坑的主人是秦始皇帝——秦俑研究學術討論會紀要。”

    兵馬俑博物館前任館長袁仲一認為，兵馬俑確實是秦始皇的陪葬品。他是當年兵馬俑考古隊隊長，有“中國兵馬俑之父”之稱，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：“隨后不久，兵馬俑內發現了寫有‘呂不韋’字樣的戈，秦宣太后比呂不韋早100多年，宣太后的墓葬又怎么會有后人的東西呢？”

    袁仲一認為，在一本古書上曾經記載著，秦始皇前來視察工程進展，曾下令宰相李斯將陵墓的范圍，向外擴展“三百丈”。經過人們的鉆探測量，發現西楊村發現陶俑的地點，正好在這“三百丈”的距離之內。

    陳景元則反駁，他找到那本古書的各種版本，根本就看不見有“三百丈”的字樣。退一步說，秦代的1尺只有現在的23厘米，“三百丈”折成現在的尺寸，只有690米，西楊村距秦始皇陵中心接近2公里，怎么可能在“三百丈”的范圍之內呢？

    對于“呂不韋”戈，陳景元給出了自己的解釋：“此戈發現的位置不在墓穴的底部，而在中層。如果是和兵馬俑一起陪葬的話，那應該是在底部。兵馬俑坑內每年都有淤泥堆積，戈發現的位置可以推斷出大致的年份，那是宣太后身后的年份。而且兵馬俑遭到破壞，此戈很可能是后來人帶進去的。”

    但這次辯論已經不可能公開出現了，沒有學術刊物傳達陳景元的聲音。

堅持

    如今陳景元年近七旬，下排的牙齒已經全部掉光。他向記者感嘆歲月的滄桑，而他一生都和秦始皇陵緊密相聯。

    1957年，他離開故鄉浙江金華，考上了西安建筑學院。報到后的第二天，他就獨自一人到臨潼東邊的荒蕪不堪的秦始皇陵“考察”，開始從建筑角度研究秦始皇陵工程，興趣越來越濃厚。

    大學畢業后，他分配到沈陽的一家設計院工作，雖然單位在沈陽，但搞的工程幾乎都在甘陜兩省，秦始皇陵始終沒有離開過他的視線。1974年以前，他完成了一部叫《驪阿集》書稿的撰寫工作，書中提出了阿房宮修建與秦始皇無關，秦始皇生前未修驪山墓，這在當時已經是驚世駭俗的觀點。

    直到現在，他關于兵馬俑的“驚世駭俗的觀點”還是被壓制。

    陳景元不甘心，他說自己退休之后有了時間，反而更加積極地投入到證據的搜集之中，家里關于秦朝歷史的研究書籍堆滿書櫥，足有一堵墻的大小。

    于光遠曾就此事鼓勵他：“學術研究不能搞民主集中制，更不能少數服從多數。”這句話一直激勵著陳景元。